长江固废污染治理风暴如何斩断跨省转移背后的利益链条

在固废处理的黑色产业链中,下游地区通过正规渠道的处理成本往往为每吨6000至8000元,而通过非法处置的“黑市”成本每吨仅几百元。 两者之间的利率存在巨大差异,通常后者通过非法埋葬、转移、倾倒和焚烧等方式处理。

固废治理实施方案_固废污染防治法_固废治理/

立夏不久,位于上海浦东新区朱桥镇的六灶港支流,本应是水草丰美的季节,却因废铝渣的“入侵”,难以为继。寻找绿水。

“罪魁祸首”是河边长期存在的非法冶炼废铝作坊内堆放的约500吨废铝渣,其中部分废铝渣已被淹没在河水中。 该废渣堆放场是生态环境部近期开展的“垃圾清运行动2018”中发现的问题堆放场之一。 截至目前,全国已发现此类封存地点1011个。

5月9日至15日,生态环境部动员3000人组成150个督察组,在长江经济带11省市开展“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深入查处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废物(以下简称“固体废物”)跨省倾倒。

这一利剑行动,正是由于长江流域固体废物异地倾倒事件频繁发生且愈演愈烈。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固体废物跨省跨长江倾倒的情况长期存在,且有明显的从下游地区向上游地区倾倒的迹象。 与此同时,固废跨省转移涉及的“黑色”利益链也逐渐显现。

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固废跨省倾倒现象一方面暴露出目前下游地区固废处理能力和政策引导的不足,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上游领域监管审查的缺失。 ,造成企业和个人非法倾倒固体废物的低成本局面,成为当前固废跨省转移背后“黑色”利益链的滋生地。

跨省转移背后的利益链

事实上,长江流域固体废物跨省倾倒现象由来已久。 2016年7月,2万吨上海垃圾转运倾倒苏州太湖; 2017年10月,长江安徽铜陵段倾倒大量工业固体废物; 2018年4月18日,安徽芜湖跨长江各省非法倾倒4000吨工业废料。 倾倒事件…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发现,目前长江流域固体废物跨省倾倒行为存在诸多乱象:一方面,固体废物跨省转运过程中,一些有加工资质的内陆企业承接固体废物超出其范围。 另一方面,经济发达的下游地区固废处理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也催生了各种“黑色”产业链。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固废处理的黑色产业链中,下游地区通过正规渠道的处理费往往达到每吨6000至8000元,而通过非法处置的“黑市”往往每吨价格为6000至8000元。 只需要几百元。 两者存在巨大利差,后者通常通过非法埋葬、转移、倾倒、焚烧等方式处理。

此外,一些城市工业区的不少“收垃圾”商人也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了解到,其中一些从事废旧物品回收业务,同时帮助一些工业企业引进垃圾处理业务,赚取一定比例的中介费。

不过,在联系记者的过程中,这些人都非常谨慎,只和“熟人”做生意。

“对于一些企业来说,无论采用什么处理方式,只要价格合适就行。”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追求低成本成为目前跨省固废处理链条形成的关键因素。 。

除了“黑色”利益链上的粗放处理模式外,通过正规渠道进行固废跨省转移处理也面临一定问题。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长江上游部分拥有固废处理资质的企业,超范围处理工业固废。 一些企业甚至在相关行业“溜”,在没有相关证件的情况下处置固体废物。 。

在上海远郊一家垃圾处理厂门口,记者拨打了墙上印着的垃圾处理电话。 对方向记者介绍,内陆省份的电子固废处理厂可以提供其他工业固废处理服务。 “价格可以协商。”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目前长江流域固体废物跨省倾倒,呈现出​​从长江下游转移到上游地区堆放、倾倒处置的特点。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商业角度来看,发达地区固废处理成本较高。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固体废物处置被运往欠发达地区进行加工,体现了企业逐利的本质。 从监管角度看,也说明转地地市场监管严重缺失,执法力度不够,导致当地违法加工成本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产业转移来办理跨省加工还有另一种方式。” 曾刚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像之前很多产生大量固废的外资企业搬到中国一样,现阶段很多产生大量固废、消耗资源的工业企业大量能源通过产业转移向生态环境良好的欠发达地区转移。 这种固废跨省转移的方式虽然不太明显,但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如何斩断利益链条?

近日,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公开表示,去年以来,广西、河南、安徽等地固体废物倾倒案件频发,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进入阶段性阶段。必须严厉打击。

在此基础上,生态环境部此次推进的“垃圾清运2018”也是为了这个根本目标,旨在斩断其背后的产业链迷局。

4月9日,生态环境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加强长江经济带危险废物全程监管坚决遏制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工作方案》,要求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作为重点区域开展沿海固体废物排查,严格追究固体废物产生企业和地方政府责任,督促建立健全废物处置机制,切实消除环境危害。

据了解,5月9日至13日期间,“清废行动2018”检查组共检查固体废物存放点2097个,发现1011个存放点存在问题。

在生态环境部专项清理行动之前和期间,各地也掀起了长江清理行动风暴。

据公开资料显示,3月12日,江苏省公安厅、环保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决定从即日起至年底,长江沿线8个城市组织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长江江苏段环境污染犯罪。 严厉打击向长江水体非法排放污水、非法倾倒固体废物等犯罪活动。

两周后的3月28日,重庆海事局长寿海事处、长江航道处、长航公安等部门联合对重庆市长江干线沿线非法转运、倾倒固体废物的行为进行了查处。其管辖水域。

4月4日,安徽省召开长江安徽段环境污染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推进会,制定了《安徽省皖江固废环境污染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督查工作方案》过夜。 贵池黔江工业园区19家企业被发现存在环境问题,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被免职。

但记者同时也注意到,生态环境部及各地“吹起”的监管风暴更多是从“堵”末端治理层面,切断固废异地处置利益链而如何从前端治理层面介入解决问题是当前需要重点解决的关键。

国家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作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多起非法倾倒事件的原因,既有利益驱使的侥幸心理,也有执法不严,监管不到位。 暴露出一些地方固体废物处置能力不足。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种处理能力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缺乏足够的处理能力。 以上海为例,全市有资质的固废处理企业仅有12家。 加工能力捉襟见肘,市场供需矛盾突出。

记者走访了上海郊区一家电子固废处理公司。 临近下班时间,记者看到,仍有4-5辆装满冰箱、电视的卡车在厂门口排队等待进入厂区。 在工厂门口,一位司机师傅向记者抱怨,中午他的车就在这里排队,但仓库一时半会腾不出足够的空间来卸货,也不知道要等多久。他必须等待。

此外,固废处理技术含量仍然较低,限制了固废处理能力的提升。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绝大多数固体废物处理方式仍然是焚烧和填埋。 在上海,目前这两种处置方式占80%。

曾刚表示,虽然目前固废处理的方法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实际上国内的处理技术已经不断突破,比如回收利用、干燥技术等相对简单的领域。 但关键障碍在于,从事相关领域的市场成本过高,使得具备新技术加工能力的企业无法“生存”。

“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多种力量的推动。” 曾钢表示,避免固废跨省转移,需要从当前监管治理末端入手,循链减产。 推进量化前端环节,实现“治标不治本”的目标。

为此,他建议,一方面要加大长江经济带垃圾处理技术的投入,开展技术攻关; 降低成本,让企业在产品投入市场前承担相应的回收成本,将生态理念融入产业生产链前端,实现废物产生量的减少。

此外,李作军还认为,要斩断固废异地处理链条,除了现阶段加强对上游地区转移区域的监督管理外,还需要加大力度固体废物的准入和堆放门槛,并为此制定了专门规定。 严格地方规划和实施措施。

“门槛提高了,政策更加严格,违法成本自然就高了。” 李作军指出,这需要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各方的监督。

21世纪经济报道 陆长乐 上海报道

(编辑:陈杰,如有建议请联系:lucl@21jingji.com、chenjie@21jingji.com)